文/胡跃高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扛起政治责任，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以更大力度推动乡村振兴。县委书记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
郡县治，天下安。全国2800多个县级建制单元中，约三分之二以上存在乡村振兴的重任。从整体看，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突破点在县域，要在部分县域建设中取得实践突破与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运用国家治理体系力量在面上展开建设，使社会经济迸发出勃勃生机，乡村面貌也会随之焕然一新。当前的任务是：如何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过程中实现县域的开拓进步呢?
县域乡村振兴建设具有两翼六元的对象结构与任务特征
1949年我国的常住城镇人口比重为10.6%，1978年为17.9%，29年时间增加了7.3个百分点。2019年年末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为60.6%，41年时间增加了42.7个百分点。从上述两个阶段的对比可以看出，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发展史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工业化、城市化、城镇化迅速发展，城市化率持续提高。就区域结构而言，我国东部县域城市人口在城乡结构中的比重高，西部县域则是乡村人口比重高。
用地理学的系统观点看，县域系统分为乡村板块与城市板块。其中，乡村板块有三部分内容，分别为：农业生产、乡村社会与乡村社区，简称为“乡村三元结构”。城市板块也可分为三部分，分别为：工业生产、城市社会、城市社区，简称为“城市三元结构”。将上述两方面结合起来看，县域建设对象可以清晰地分为两个板块，六个部分，简称为“两翼六元结构”。
现实中的县域内城乡关系密不可分，其未来发展也将是水乳交融，因此未来县域建设对象，事实上具有两翼六元的结构特征。由于县域系统是开放的、复杂的系统，是国家的前沿阵地，观念清晰的两翼六元结构有利于在县域管理工作中进行科学的任务分工与综合决策。县域内的乡村板块为战略前方，城市板块是战略后方;县域之外的省级大城市为战略大后方，而大都市是总后方。显然，县域农业生产、乡村社会、乡村社区是主攻建设内容。
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过程中，乡村振兴将担当重任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十九大报告同时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以生态文明引领乡村振兴必然会落实到县域单元，因此县域建设者要有全局思维与整体思维，要能够站在一定高度，明确区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理论区别及其现实形态，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就像樊美筠指出的那样：生态文明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超越，是一种文明迭代，一场文明转型，一场全方位的伟大变革。而乡村振兴就是高举生态文明大旗，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互为表里，两者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方面的关系高度统一。
比较而言，西方世界工业革命已有约两百多年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建成了全球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工业文明是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其主要特点大致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治制化与民主化、社会阶层流动性增强、教育普及、消息传递加速、非农业人口比例大幅度增长、经济持续增长等，其强调经济发展与资本效率;而生态文明则强调经济、政治、文化与生态全面协调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过程中，乡村振兴将担当重任。县域乡村振兴建设要用三十几年过渡期，完成从思想到行动的生态文明建设，就必然面临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现实的产业变革与巨大的社会变革。县域乡村振兴的建设者要在思想上明确区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区分两种文明观、文明模式、技术体系与基本特征，因势利导，积极引导县域乡村振兴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锐意创新体制与机制
县域乡村管理是整个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重要一环。我国乡村管理体系的历史渊源有四条基本途径：第一，来源于历史传承，如早在周代就有了乡村建制;第二，来源于近代革命战争年代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建设经验积累;第三，来源于前苏联，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引进的制度，如集体农庄制度;第四，来源于欧美，为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学习引进的制度。
国家根据现实需要，在县域上下集成创新与发展，构成了现实的县域管理体系。眼前的问题是，乡村振兴30年建设大局，如何看待县域乡村组织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其一、重要性。第一，我国传统社会历史长，在县域管理体系中为农耕文明性质的制度部分，如宗族、宗教文化与经济;第二，中国革命的主要过程在乡村展开，受乡村影响大，有关建设主要归结为农耕文明性质，如合作社等;第三，1949年后引入的前苏联管理体系重点在城市、工业与科技领域，如中央与地方的农科院、农学院等，乡村部分影响较小;第四，1978年改革开放后加强了与欧美国家的交流，引入的管理体系重点在城市、工业与市场经济领域，如市场、法规、质检等机构设置。由此可以发现，后两个阶段的建设基本属于工业文明性质。
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是针对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不足进行改良性建设;另一方面为新的重大发展进行创造性建设。爱因斯坦认为，我们无法用提出问题的思维解决问题。因此县域乡村振兴既要反思工业文明，更要补强农耕文明，还要结合现实进行集成创新。生态文明时代，县域乡村组织管理制度的创新具有必然性和重要性。
其二、可能性。县域管理层级是乡村振兴的前沿指挥部，其从乡镇与村庄获取的信息最全面、最系统，同时从上级获得的指导与指示也是最全面、最系统的，因此县域管理层级最具制度创新建设的潜力。
其三、紧迫性。由于人才培养、企业业务及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对专一性，导致每一位建设者未来进入县域乡村振兴建设领域时，天然地存在各自的“盲区”与“死角”，造成整体系统微观结构非紧密性衔接，亟需改观。以上问题正在成为改革创新建设的结构性问题，迫切需要提前筹谋，找到解决对策。
其四、可行性。实现乡村振兴，“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已写入党章，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完成好这一新的、伟大的目标任务。
谁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县域乡村振兴与所有人直接关联。从2021年到2050年，历时30年，连接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两个文明时代，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程，如何在现有乡村社会的基础上组建县域乡村振兴工程建设队伍成为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然而通过一组数据可以发现，乡村的老龄化进程速度更快：2000年我国乡村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7.35%，城市社会为6.3%;2015年两项指数分别为12.03%、7.81%。这一情况因乡村青壮年进城打工而变得更加严重。
2013年山西省灵丘县下车河村的调研资料表明：全村在册户籍共35户，总人口101人，其中男58人，女43人，实际常住22户，人口32人。按户籍人口平均年龄38.66岁，按常住人口平均年龄61.06岁。
2020年山西省左权县桃园村入户调查显示：大于65岁人口比重为15%，常年在村人口中老龄人口比重实际为22%，劳动人口中大部分为60岁以上老年人。
对桃园村、板峪村与后板峪村151户居民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家庭有常年患病服药的病人，其中桃园村为71%，板峪村为77%，后板峪村为65%。
必须明确的客观事实是，当代中国乡村振兴第一阶段的建设工作只能由现有乡村劳动群众承担。事实上，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现在60岁左右的村民，加上留在家乡的妇女是今日中国最具有乡村生产生活经验的社会载体，是当下乡村振兴建设的最基本单位。这样的现状需要一直持续到大约三分之一的进城务工村民返乡参加建设，承担起乡村振兴的使命之时。
进城务工人员走南闯北，往返国际国内，经风雨、见世面，兼通城乡，他们既是城市化建设的主力，也是未来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但由于现实原因，他们返回家乡参加乡村振兴建设，需要一定的条件与时机。创造适当的条件是县域建设者的重要任务。
其他人员如退伍军人、大学生创业者、企业家、乡贤、热爱乡村人士与致力于服务乡村的NGO组织，均为乡村振兴的推动者。2020年，因新冠疫情与国际市场影响，有3000万曾经的进城务工人员留在乡村创业，这表明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开始。实践中应因势利导，创建村民为主体建设者、全民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
有机合作社是乡村振兴的开路先锋
生态文明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更加注重广泛的生态联系。生态文明建设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并列从而形成五大建设，又要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过程中融入生态文明理念、观点、方法。
县域范围内的村庄是乡村社会的细胞，是基本功能单位，也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地理系统的基层组织结构单元。从系统结构角度来看，我们只要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村庄的乡村振兴问题，县域社会经济与生态建设就将步入全新发展状态。
十七大报告中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为有机农业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也为有机农业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只有将有机农业发展落实到合作社、落实到村庄，有机农业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才能完成乡村振兴的伟大任务。
大量实践证明，如果只搞有机农业，不搞合作社，最终只能成为有机农业“孤岛”;如果只搞合作社，不搞有机农业，只能是“空壳”合作社。以有机化为核心内容，以合作社为基本形式是生态文明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的两大抓手。有机合作社是县域乡村振兴建设的开路先锋，一个又一个有机合作社构成了乡村振兴的先锋队。
确立以粮为纲的县域农业建设基本方针
近期，日本专家高桥五郎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资料计算中国大陆基于卡路里的粮食自给率，结果显示：在54种主要食物范围内，2000年中国的食物自给率约为94%，2005年为89%，2010年为83%，2018年为80%，2020年为76%。从粮食进口量看，2000年我国粮食还有少量出口，出口量为44万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从此粮食进口量增长。2005年进口量为2225万吨，2010年为5903万吨，2018年为10850万吨，2020年为14262万吨。从2012年开始，我国成为世界粮食第一进口大国，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世界粮食规划署负责人戴维·比斯利，2020年12月5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指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2021年可能是联合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年……近4年来的武装冲突，处于饥饿边缘的人口从8000万增加到了1.35亿人，而疫情又使人数增加到了2.7亿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年11月份的一份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有2.65亿儿童吃不上学校营养餐，还有600万-700万儿童患急性营养不良，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与南亚地区，有1.5亿儿童陷入多维贫困，未来12个月估计会发生200万儿童死亡与20万新生儿死亡。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问题，他指出：“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要进一步明确粮食安全的工作重点，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首先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作为粮食生产的基层组织单元，县域乡村振兴必须确立以粮为纲的基本建设方针，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三驾马车”布局，产业适当先行
仔细分析乡村振兴的建设力量，基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型为农业生产产业建设的力量，如提供产前服务的机械设备、装备、种业、肥料、饲料、饵料、添加剂等企业建设力量;产中部分包括各种作物生产、家畜生产、食用菌与微生物产业生产力量;产后部分包括加工、储藏、运输、销售产业部分;第二类型为乡村社区建设力量，包括民用房屋与基础生活设施建设，山、水、田、林、湖、草、沙的布局与建设力量;第三部分为乡村社会建设力量，包括体育、文化、教育方面的支持服务型企业与建设力量。
每个村庄、乡镇与县域单元都潜藏着这三种动力基础，县域之外也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建设力量，我们称之为乡村振兴的“三驾马车”。精巧平衡地驾驭好“三驾马车”是县域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
一方面，生态文明时代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本、智慧建设为本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三驾马车中，产业经济适当优先具有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乡村社区建设中乡村社会是灵魂，农业产业建设是心脏与血液循环系统。在乡村社区存在一定基础条件的今天，迫切需要优先强化心脏与血液循环系统建设，在此基础上推动乡村社会建设与乡村社区建设。从长远看，农业产业、乡村社会与乡村社区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农业产业或乡村经济将在生态文明时代长久地存在下去，我们应当积极利用工业文明时代积累的经验教训，适当优先农业产业建设，同时兼顾乡村社会与乡村社区，最终实现“三驾马车”共同发力，平稳拉动乡村振兴建设。
用五把尺子系统衡量乡村振兴建设的进展
乡村振兴有没有衡量标准呢?答案是有，共有五把衡量尺子：
第一把尺子是食品安全，指人民大众每一人、每一口饭的质量是不是越来越安全;第二把尺子是粮食安全，指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如县域、省域，或邻近省域，实现口粮自给与粮食自给的程度是不是越来越高;第三把尺子是乡村社会安全，指乡村“三留守”问题是不是走向缓减，一个又一个、一伙又一伙的青壮年是不是开始返乡创业;第四把尺子是生态环境安全，指土壤、水源、空气、生物物种、生态场安全程度是否改善;第五把尺子是国际农业安全，指周边邻国及或全球农业体系是否趋向于更加安全。
实践中要对具体技术、生产体系、区域模式、发展理论分别用五把尺子进行衡量，只有同时通过五方面考核者，才有可能在面上推广应用，否则就需要继续改进。
这意味着在面向生态文明时代的乡村振兴建设中，我们既需要对一切农耕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技术、生产体系、区域模式、发展理论，按照五把衡量尺子逐一进行衡量，也需要对创新的新型技术、生产体系、区域模式、发展理论进行衡量，决定取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符合生态文明时代的乡村振兴新体系。
实施全民科学化战略
我国1977年恢复高考，截至2017年，40年间累计毕业大学生1.15亿人，其中本科、专科生各占约50%。如果加上近年来的毕业生及出国留学归国毕业学生，我国人口总量中约有10%的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2017年我国高考录取率为74.46%，近年来基本保持这一水平。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科学普及化程度将持续提高，全民科学化程度稳步上升。
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在这样的大格局下进行的。虽然如此，目前大部分乡村强壮劳力与有初高中教育水准的劳动力基本在城市务工，导致乡村社会年龄结构偏高，平均教育水准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我国乡村振兴面临两方面重大建设任务：第一，如何能够用较短时间迅速提高乡村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及科技水平;第二，在导入城市力量，提高乡村科技水平的同时，如何将建设力量导向正确的建设方向与建设岗位。这意味着未来我国乡村产业、社会、生态在继承与发展问题上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应始终保持警觉，全心全意依靠科学技术，致力于全民科学化策略，保证乡村振兴工作稳步、快速、高效、高质量推进。
长期保持“五种学习”热情
从县域乡村振兴角度分析，要全面了解今日的乡村，就必须了解今日的城市;要了解县域的城乡，则必须了解中国的城乡;要了解中国的城乡，则需要从全球城乡发展来系统认识;而要认识今日世界的城乡现状，还必须了解世界的昨天与前天。
我们需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总结建国七十多年来的风雨历程，总结近代中国历史经验，总结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总结人类文明史以及系统认识这个世界。我们要从民族复兴高度，坚持向书本学习、向历史学习、向世界学习、向人民学习，向实践学习的良好学风，形成全民热爱学习、尊师重教、尊重人才，活到老，学到老的良好风气。唯有如此，才能圆满完成任务。
将提高思想认识放在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的中心位置
我们要在较短内完成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任务，思想认识是决定建设成败的关键。县域乡村振兴建设处在战略最前方，其任务相对具体，环境与对象具有特殊性，每一县域的建设方案具有独特性。全国2800多个县级单位如何才能做到既有前进步伐的一致性，又有各自的独特性，从而形成国家乡村振兴事业千姿百态、万马奔腾的局面呢?
答案是在国家统一部署下，以县域为单位，各自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制定方案、组织建设。其中包括三方面的思想建设工作：第一，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人类文明发展基本趋势的共性认识;第二，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形势形成共性认识，能够与时俱进;第三，对所在县周边地域形势与所在县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与分析并形成县域乡村振兴建设方案。各地应注意与“十四五”规划及乡村振兴建设规划为基础，统一认识，形成上下同心同德的建设方案。
县域乡村振兴方案制定完成后，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进行调整，既要放眼全国和世界，又要脚踏实地，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要始终注意在实际建设中，既要抓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建设，又要抓群众的思想建设，将思想建设纳入日常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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