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检验检疫局 赵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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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供给侧”一词不仅受到媒体青睐，老百姓在微信朋友圈中也不断转发、评议。究其原因，一是中央领导近期多次强调要加强供给侧改革，二是供给侧改革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有经济学家解释说，所谓改革供给结构，简单来说就是过去是增加蛋糕数量、发动大家买蛋糕，今后要提升蛋糕的质量、吸引大家买蛋糕。供给侧改革不应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质量的改善。供给侧改革必将对质检地位、作用、思路和方法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建设？如何提高质量治理能力？如何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许多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今天本报刊出上海检验检疫局赵文斌撰写的《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良性的质量发展》，希望能对大家更好地理解供给侧改革、以及新形势下做好质检工作有所裨益，也希望更多同志结合工作实际就供给侧改革撰写相关文章。
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8天后，在APEC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供给体系。随后，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这一切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着力点从“三驾马车”转向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当前，我国供给的矛盾不是量上不够，而是质上不足。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不应是数量的增加，而应是质量的改善。只有加大有效供给，增加优质供给，才能激发经济活力。
优质的国内供给才能适应需求
供给和需求是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两个概念，供求均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当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需要更高的供给能力与之相适应，而质量是供给能力的重要指标。
消费能力持续增长。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人均GDP达到7575美元，北京、上海和天津等7个省市进入人均GDP“1万美元俱乐部”。
近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增加国民收入的措施，2012年至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2.6%、9.7%和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7%和6.8%。而从2012年起，我国CPI一直回落并在低位运行，2014年8月至今更是在2%以下，价格增长对消费的影响并不大。随着我国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持续上升，中等收入人群不断扩大，整体消费能力持续提高。
需求结构加快升级。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在8000美元左右时，消费结构将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自2012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8%后，2013年和2014年分别为50％和51.2%，并未延续增长趋势，内需增长后劲明显不足。而发达国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0%，中等收入国家将近70%。与内需成“内虚”难堪局面恰好相反，我国消费者对国外高质量产品几乎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从境外疯狂扫货日本马桶盖、电饭煲、书包，到通过海淘、跨境电商蜂拥而入的奶粉、尿不湿，再到苹果手机店、国外奢侈品店里中国人排成的长队，可谓蔚为壮观。2012年，我国游客境外消费增至2009年3倍，2014年，我国出境人数超过1亿人次，境外消费总额超过1万亿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一。这些说明，我国消费者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低端产品，尤其中等以上收入人群对高质量的生活充满期待。而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应体系，没有及时跟上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消费结构。
质量供给日益迫切。本世纪以来，我国质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总体质量环境依然有待改善。一方面，假冒伪劣屡禁不止，安全底线屡被突破，人们尚缺乏足够的消费安全感。2014年，全国工商系统查处侵权假冒案值9.54亿元，质检系统执法打假涉案货值45.3亿元，消费品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率依然高达11%。另一方面，优质产品尤其知名品牌涌现乏力，消费引导力明显不足。2014年，我国有100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而入围世界品牌500强仅有29家，没有一家进入前50名。《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我国排名第23位，下降两位。总体上，我国发展依然以量博胜，而非以质取胜。2015年“3·15”前，在环球网组织的问卷调查中，超过三成（32.0%）的受访者对国产品牌留下偏负面的印象，质量安全成为困扰和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能力与质量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突出，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质量成为提升供给力和理顺供需关系的关键，重拾人们消费信心，必须发展质量。
优质的出口供给才能稳定外贸
外贸是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支撑，是促转型、调结构的重要依托，事关我国发展全局。我国外贸发展正面临瓶颈问题，出口数量增加余地越来越小，唯有加大优质出口供给。
中国出口已近饱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达12.2%，纺织服装更高达36%。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德国和美国出口在1986年、1990年和1998年达到峰值，分别占全球份额为9.85%、12.07%和12.4%。面对我国出口增速放缓的形势，一个基本的问题在于，世界还能否继续接纳来自中国的大量产品？我国外贸出口数量已经接近饱和状态，未来出口下降指向比较明确，需要防止的是激降局面。而且巨大的贸易逆差给其他国家的产品造成一定的冲击力，我国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国际竞争实力堪忧。我国外贸高歌猛进既依托政策扶持和体制机制创新，又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对环境资源越来越重视，低成本优势已难以为继，低价格竞争陷入赚吆喝不赚钱的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产业分工悄然变化，产业转移出现高端制造业向欧美回流，低端产业向东南亚和印度迁徙的趋势。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世界消费能力提高，对品质提出更高要求。而我国外贸大而不强的局面没有明显改观，产业国际竞争力依然偏弱，产品质量水平提升缓慢。2014年，欧盟非食品类快速预警系统共发布产品通报2265项，同比增长11.6%。其中，对华产品通报仍高居首位，达1403项，占同期欧盟通报总数的61.9%，同比增长12.7%。加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进一步加剧着贸易摩擦。
优进优出维持平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德尼兹·伊甘在研究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时，发现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密集度的提高、出口结构提升以及市场份额上升紧密联系，产品质量越好，越能从国际市场上受益。我国出口在稳定数量基础上，应优化产品结构，加快从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迈进，加快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提高出口附加值。《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实施优进优出战略”。只有提质增效升级，提供优质的出口供给，才能不断适应世界外贸新形势，再度形成我国外贸新优势，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才能维护进出口平衡，减少贸易摩擦。
理想的有效供给源于价廉物美
价格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供给的理想状态为优质优价、价廉物美，如果说供求双方一直在价格上进行博弈，那么在质量上更容易达成共识。
低成本并非一低就灵。目前，学术界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讨论集中于财税制度层面，认为通过减少税负，降低生产成本和供给价格，刺激消费，拉动需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高成本是供应侧的硬伤，采用减税等措施减轻企业压力，保持和加大供给，似乎是最直截了当的做法。但是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产能过剩尤其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包袱。利润大幅下降正加快落后产业淘汰，而一旦成本普遍下降，将可能造成淘汰停止或逆转。此外，30多年我国企业一直努力在价格竞争上取得优势，价格战曾在多领域上造成血雨腥风的场面。恶性的价格竞争，造成逆淘汰；良性的质量竞争，才能让供给者和消费者互利。培育新供给，要纠正价格战的惯性思维，防止企业借机成本降低，形成新一轮恶性竞争，无心无力提升竞争力和质量。
大幅度降税并无可能。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打击腐败、负面清单、减免行政收费等一系列措施，行政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降低，今后仍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这将是一个长期改革的过程。人们对宽松财税充满期待，但是指望一步到位并不现实。目前，我国地方债务余额有数十万亿，部分地区由于地方债规模过大，已经无法依靠“借新还旧”展期。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增加、产业结构的变动，人们要求更多和更好的公共产品供给。公共产品供给本身就属于新供给的一部分，需要政府动用大量财力缓解供小于求的矛盾。而房地产热的消退，地方政府一直倚重的土地财政也开始出现下滑端倪。因此，指望地方政府大幅度降税让利供给方，同样不现实。
提高性价比方为出路。新供给不是低价劣质的供给，而是满足新需求的高性价比供给。培育新供给，一方面，政府需要尽可能运用减少税负、降低融资成本和行政成本等手段，放松供给约束，为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赢得上升空间；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加快结构调整，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好”的问题，促进资源向高端产品流动，引导经济进入供给、就业、需求、创新互相促进、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避免“供给老化”。减税让利不能“一刀切”，要利用税收手段引导质量发展，淘汰落后产能，防范过剩恶化。通过对创新、优质、品牌进行合理减税，激励供应者生产优质产品的积极性，将成本降低转化成质量竞争优势，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低价优势上。通过一降（成本）一升（质量），实现供求双方共赢共享，让经济发展处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上。
良性的质量发展有赖创新发力
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的经济增长，质量都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发展质量正大有可为。
中国质量发展正步入黄金期。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我国经济已经积累了一定实力，消费能力日益提高，消费结构持续变化，质量供给和需求需要再平衡。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大众创兴、万众创新受到激励，为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消费者深受假冒伪劣之害，对制假售假深恶痛绝，发展质量已成为全社会共识。GDP增速放缓，赚快钱时代渐入尾声，实体经济理性回归，质量先行成为《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重要原则之一，企业逐渐静心以质量谋长远发展。质量安全责任基本清晰，政府监管体系日趋完善，社会组织逐步壮大，质量发展保障体系基本构成。因此说，我国已经具备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正步入质量发展极其难得的窗口期、黄金期。可以预见，未来十年将是我国质量发展最重要的十年、提升最明显的十年。
加大科技创新推动品牌供给。生产力是质量发展的第一要素，质量又是检验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生产力三个要素即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均和质量水平密切相关，任何一个要素存在缺陷，都会影响质量水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与质量的关联度更为紧密，是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科技对培育供给具有三种作用：一是创造新产品，提供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二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供给成本，刺激消费需求。三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供给附加值，引导消费需求。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一方面，要以科技推动产业升级换代，减少资源消耗，加快品牌培育；另一方面，要加大标准化、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基础科技投入，推动我国标准和国际标准接轨，提升质量总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加大制度创新促进质量发展。市场具有天生的优胜劣汰作用，市场发育越成熟，对质量的配置、选择和促进作用越显著。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法律体系，打破垄断，形成公平透明的质量评价和竞争态势。政府监管是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加快诚信责任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从加大优质引导力度和打击假冒伪劣力度两方面发力，营造良好的质量发展环境。质量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需要坚持走质量共治之路。着力培育质量文化和企业家精神，激励企业在处理长期质量发展和短期利益之间，把目光放得更长远。鼓励质量社会组织发展，培养劳动者技能，畅通消费者质量安全诉求途径，形成人人关心质量、人人创造质量、人人共享质量的良好氛围。
供给侧改革对质量发展提出新要求，也提供了新机遇。顺应大趋势，引领新消费，培育新供给，提振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质量强国之路。 《中国国门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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